香港，是如何踩着英国埋下的雷，一步步陷入困局的？
主编：柯谈 (个人微信号：linco_k )
来源：乌鸦校尉、大浪淘沙等
再过几天，就是香港回归22周年了。
1994年12月19日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，立起了一块牌子，上面清楚地写了一段话：
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，距1997年7月1日925天。
在此后的925个日子里，几乎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，都要在这块牌子面前合影留念。
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归，这是一个注定会让全中国人铭记的日子。
国力下降的大英帝国阻止不了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。
但是，英国人从来不会甘心就这样退场，英国在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，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。
比如，英国离开印度之前，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，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，一手促成了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。
香港也不例外。
1
埋雷
1997年7月1号，这是很多中国人都会铭记在心的一天。
当天，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脸苦涩地看着解放军列队进入香港。和查尔斯王子登上军舰后，彭定康回过头来，恋恋不舍地朝香港挥手。
彭定康的女儿从小在香港长大，她们在军舰上难受地落下了眼泪。
英国人从来就不愿意归还香港。
英国人一开始的打算，是能不还就不还。
1979年3月，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专程来了一趟北京，见了邓小平一面。他来北京的意图很明确，就是想问问香港能不能续租。
邓小平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得知消息的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死心。1982年，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，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，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。
拒绝。
提出“主权换治权”，香港归还，但是治理权归英国，也不许中国驻军。
拒绝。
刚在马岛战争中打赢阿根廷的战绩让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，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。
邓小平：“只要我们愿意，今天晚些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国旗。”
在经过了2年，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，1984年12月19日，双方在北京签订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。
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，英国归还香港。同时，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。
其中还有一条关键的：在1984-1997这段过渡期里，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，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，中国政府予以配合。
13年时间，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。
1997年7月1日，在和彭定康离开香港时，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：“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网球吗？”
彭定康回答说：“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。”
但彭定康没说的是，他在临走前，给这些“好朋友”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。
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，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，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“白名单”，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。
这些精英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，只要有了这个密码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，他们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入英国国籍。
这5万人里，有不少是高官富商，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移民去了英国，但相当多人还是留在了香港，他们中有2100人的名字、身份，时至今日还严格保密。
一批忠于英国的香港人，回归后一直留在香港，除了搞事还能干什么呢？
图：解密后的BNSS计划
这样的“雷”，英国人还埋了很多。
香港回归前，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“政治部”（Special Brunch）的单位，专门负责特务活动，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。
按理说，一个特务部门应该很低调才对。可政治部偏不，他们活动非常高调，成天挂着部门的徽章，四处抓反对英国统治的老百姓。
当年还没有现在诸多的网络流行语，政治部简称“SB”，警察们但凡听到有人自称SB，都会对他肃然起敬。
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，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，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，让他们定期向自己汇报工作。
图：政治部用来审讯的安全屋“摩星岭4号”
到1995年，政治部解散时，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，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。
比如香港首位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，曾经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领导。
这些人让大陆收回香港后面临了两难处境：在这些留下的官员里，你不知道谁是忠于英国人的，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吧很不现实，但如果全部换掉吧，整个公务员队伍有18万人，换掉也是天方夜谭。
这些留任的官员里，就出了不少专门给我们添堵的。
比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，在任时曾说“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，其他都没变”，退休后又公开支持港独分子，跑去美国呼吁“关注香港人权问题”。
糟心的人给你培养了不少，英国还在回归前修改了一些法律。
1967年，港英政府为了制裁左派暴动，制定了一个《香港公关秩序条例》，凡是想游行示威，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。
在香港回归之前，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“合法地”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。
结果，在1996年底，距离回归只剩下7个月了，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，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，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，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。
目的何在，不言而喻。
还有英国政府的《社团条例》。以前，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，不需要有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。
因为这个条例，我们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站向领导汇报工作时，有时都得专程开车到深圳这一侧，才敢打电话。
结果，1992年，港英政府突然就变“开明”了，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，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。
等到香港回归后，“香港外国记者会”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，屡次邀请藏独、台独分子来演讲。
原本，英国人统治时期，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、行政、军队三大权，说一不二。
可是，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，他突然变成了“不恋权位”的大好人，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。
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，再把手下的“立法局”，变成独立于政府的“立法会”。
权力一分之后，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，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，就千难万难了。
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，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、自由，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，他们却突然“好心地”给了香港“民主”。
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
2
挑事
1997年6月30日的晚上，所有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见证了那个激动的时刻。
当天傍晚，驻港部队进入香港威尔士军营，中方代表向英军发了一条极为霸气的声明：
“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，你们可以下岗了”
在整场回归仪式上，英军都显得松松垮垮，步伐混乱，而对面的解放军却是脚步坚定有力，整齐划一。
23:59分，英军仪仗队准时降下象征英国统治的国旗。
1秒钟后，中国国旗伴随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准时飘扬在了会场上！
亿万国人为此彻夜无眠。
可是，香港和内地在接下来20年的发展，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内地崛起的速度，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预测。
中学的政治书上就写过了，我们在1987年对未来的计划是：在21世纪，用30-50年的时间，基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4000美元。
但是，在2016年，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000美元。
相反，香港逐渐失去贸易中转站的地位，随着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的发展，国内外的投资不必再一窝蜂涌入香港。
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，而且，内地越发达，香港的地位就越不重要。
回归前后的改变让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，再加上殖民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，从街道名称到公园雕塑到政府部门的人，英国人留下的印记始终都在那里。
英国人埋下的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。
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，英国很喜欢用冠冕堂皇的“人权”说事。
1991年，英国把联合国发布的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改个名字、叫法，写成了《香港人权法》。这份公约提出了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，比如限制死刑、放宽国籍户籍限制等内容。
然而，公约毕竟是个理想化的文件，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全盘接收，而是根据自己国情，选择性地引进了公约的一部分。
可是，对香港，英国人却拿出了最高的标准，反复地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香港法律界人士。
1999年，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（均非香港籍）在香港逗留期间，生下了一名叫“吴嘉玲”的女童，结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。
女童父母把这事告到法院，因为事涉两地关系重大，全国人大专门出来释法：“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为香港永久居民者，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够取得居港权”。
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，但香港一些律师却借“赴港产子”这事，说人大干涉香港内政、破坏人权。
其中闹得最凶的是“香港公民党”，他们到处打着联合国《公约》、《香港人权法》的名义，煽动香港百姓上街闹事，要求政府允许吴嘉玲获得香港身份。
2001年时，他们又借助另一个在香港出生的“双非儿童”庄丰源，把给予香港居留权的事搬出来炒作。
由于公民党中有许多法律界人士，精通法律程序和条文，还擅长对百姓打“亲情牌”，在他们的操作下，香港法院判决政府败诉，对赴港生子网开一面。
结果，一看这么闹完后，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权，许多想给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陆产妇，都疯抢着跑去了香港。
一时间，香港各大医院的床位被抢空，当地的福利开支压力剧增。引发了许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满，街头抗议纷纷。
少数因为资源被抢占而不满的香港居民，把怨气发泄在了大陆人身上，他们给到港大陆人起名“蝗虫”，四处张贴侮辱性言论。
这个时候，他们再也不提人权的事了。
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修建方案时，公民党怂恿一位叫朱绮华的老太太，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，申请司法复核。
港珠澳大桥造得好好的，就因为这个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。
最终，港珠澳大桥成本上升了89亿港币，平均每个香港人都为这点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币。
虽然做了一圈无用功，但是香港精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骄傲，因为这证明他们讲法制。
公民党的人说起这事时，嘴上也都是“人权”、“法制”，表示他们很关心朱老太太，呼吁政府应该倾听弱势群体的诉求。
可是，等官司败诉，朱老太生病后，记者去采访公民党大佬，问起他们朱老太的病情。结果，这群自称“关心朱老太”的人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方住院的信息。
这些精英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权、法治问题，他们就是在抬杠、制造矛盾。
被分走了核心权力的特首、一群不怀好意的政客、一帮被宠坏了的市民、一手遮天的资本家，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国驻港领事馆。
香港遵循英国人挖下的坑，踩着英国埋下的雷，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困局。
3
困局
回归二十年以来，香港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。
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不升反降：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，香港700万人口中，贫困人口为117万人，贫困率高达17.6%。香港最贫穷的10%家庭平均月收入，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，十年间下降了16%。而这十年间，香港薪酬最高10%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%。
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，香港人口中10%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.5%的财富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%。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.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.539，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。
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公布的2018年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，香港连续第九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。
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，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，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。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，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。
土地成了香港地产商发家的基础，地产上的巨大收益，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。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，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。电力公司、水务公司、煤气公司，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。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——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，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。
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，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。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，新兴产业几无发展，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；另一方面，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，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。
最终导致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，而这种巨大的阶级分化矛盾，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引导到大陆和香港的关系上来。
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，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，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、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，香港经济转型乏力，陷入了全面的困境。
现如今，上海和北京的GDP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超越了香港，广州在2015年超过香港，深圳在2018年也已经超过香港。天津等城市的GDP总量也有望在近年内超过香港。
过去的38年里，深圳的GDP增长了1.1万倍，广州增长了447倍，而香港，只增长了18倍。
香港问题的最核心根源就在于，把时间全部浪费在了阶级斗争上，而非经济发展之上。
4
殖民烙印
而反观澳门，无论从经济发展，还是社会稳定，都比香港要好的多。
澳门被殖民者侵占的时间，远比香港要长得多，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开始，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加起来有四百多年。
和英国人不同的是，葡萄牙人殖民澳门之后，没有系统推行殖民化教育，对澳门的治安、经济也很少投入。一直到90年代，澳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大清时候的律法。
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治理极其失败，反而是猖獗的黑帮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。
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后，解放军正式进驻澳门，强势震慑，宣判了澳门黑帮的死刑。短短4年后的2003年，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，澳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
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“澳独”，这种人极少极少。因为回归之后的澳门，远比回归之前要好。而且，和香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不同，澳门的经济有90%都来自博彩旅游业，大陆越发达，澳门经济就越好。回归前后生活没有落差，反而越来越好，自然就不会有澳门人怀念殖民者，更不用提什么“澳独”了。
香港现在的问题和殖民历史脱不了干系，而且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，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，可以说很多人都丧失了批判性，反思性，固步自封。
可以说，只有彻底消除殖民者留下的烙印，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香港人民的困境。
1984年，中英香港谈判焦灼时，春晚舞台上有一个叫张明敏的不知名香港歌手，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，唱起了他唯一的作品——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希望再过10年、20年，香港的年轻人，都能由衷地唱出这首歌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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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：柯谈 (个人微信号：linco_k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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